昨天(2月7日)有媒體報道說，近日在網絡上廣泛傳播的一段寧夏固原防疫執(zhí)勤人員毆打從外省疫情低風險地區(qū)返鄉(xiāng)人員的視頻有了著落：當地衛(wèi)健委表示被打者不需要隔離;當地警方表示打人者為警察，正協調被打者賠償事宜;當地區(qū)紀委已介入調查。

　　春節(jié)在即，返鄉(xiāng)探親人員開始增多。與往年相比，今年春節(jié)返鄉(xiāng)探親人員數量應該是最近20年來規(guī)模最小的。這一點，從鐵路、公路、水路和航空等運輸部門的相關統計中即可知曉。人們響應“就地過年”的呼吁，實際上是以讓度自己的部分自由為代價，為阻斷新冠病毒的傳播作出的犧牲。在疫苗生產和接種過程尚未完成，群體免疫局面還遠未形成的情況下，減少人員聚集和流動，是相對最有效的物理隔絕病毒的方法，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當然，這種辦法帶來的全部效應并非僅在阻斷了病毒傳播，同時還大大限制了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物流和人流，由此為生產和生活帶來了負面效應。正因如此，體認每個人為防疫抗疫作出的犧牲，感恩那些為防疫抗疫付出巨大代價的個人和實體，是防疫抗疫措施得以實施、防疫抗疫取得成效的社會心理基礎。防疫抗疫，事關每一個人的健康和生命，本應得到社會全體成員的理解和支持。所有這些，正是防疫抗疫措施正當性的前提。

　　防疫抗疫措施的形成，首先有賴于專業(yè)科學知識和常識。病毒傳播和擴散的高中低風險地區(qū)的劃分，也正是以這種知識和常識為根據。超出這個常識，隨意增加有效性的邊際范圍，必將導致人們讓渡自由范圍的增加以及其他實體為此付出的成本。顯然，如果防疫抗疫措施的必要性超出了科學常識所劃定的范圍，那么，防疫抗疫不僅會因失當而失去正當性，也會因其負面效應大于正面效應，而使防疫抗疫的總成本大于非讓渡自由情況下所付成本，從而使防疫抗疫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而言都變成了一件“不劃算”的事。

　　因此，防止防疫抗疫措施的層層加碼，就成為防疫抗疫常態(tài)化的必不可少的限制性條件。層層加碼防疫抗疫措施，從實際結果上看，當然可以讓個體甚至實體服膺于強力防控舉措，但卻直接渙散了整個社會的防疫抗疫的心理基礎，反使防疫抗疫措施變成了有害于整體社會治理的“蟻穴”。上述寧夏固原防疫抗疫執(zhí)勤人員的所為及其所引發(fā)的社會反響，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實際上，一些地方在防疫抗疫措施推行和實施過程中發(fā)生的事情，實可作為當地社會治理的一個剖面。公務執(zhí)勤人員在防疫抗疫中所表現出來的頤指氣使，蠻橫無理，以至拳腳相加，豈止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