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的率先“一炮”，改變了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心思想與會議進程，閉幕式后會議仍在進行，使新時期“遵義會議”的“主題報告”提前宣讀。

　　1978年12月18日，京西賓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中國命運的、實現(xiàn)偉大歷史轉(zhuǎn)折的大會隆重舉行。

　　全會雖然開了僅僅五天，但其意義在三年后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了如下評述：“全會結(jié)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jié)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zhuǎn)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的戰(zhàn)略決策。”

　　20年后，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zhuǎn)折。黨的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是從這次全會開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由這次全會揭開序幕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辟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是在這次全會前后開始逐步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光輝的標志，它表明了中國從此進入了一個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的新時期。”這次全會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gòu)成員，實際上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自己這樣說過：我們真正的轉(zhuǎn)折點是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chǎn)黨有個慣例，每次召開中央全會之前都要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作為預備會。全會的議題和議案都須經(jīng)工作會議充分醞釀，取得共識。說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不能不說到在全會前于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正如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所言：“在全會前，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全會作了充分準備。”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規(guī)模比較大，聚集了黨、政、軍的200多位領導人。走進會議大廳的人們神情莊重，他們大多是飽經(jīng)滄桑、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老同志。當然，在“四人幫”在位時做了令人很不滿意的事的人有，站在“兩個凡是”立場上的人也有，但他們在人數(shù)上不占優(yōu)勢。雖然這時北京已進入寒氣襲人的晚秋，但會議大廳卻呈現(xiàn)出融融暖意。人們從交談中隱約感覺到，這次會議似乎預示著一個重要時刻就要到來。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設想，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主要是討論經(jīng)濟問題。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宣布會議的三項議程：一是討論農(nóng)業(yè)問題；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兩年國民經(jīng)濟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此時已是中國馬年的歲末，奔忙一年、“到處點火”的鄧小平已經(jīng)對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成竹在胸，他的一些主張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區(qū)負責人的支持。因此，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之前，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建議在三中全會上討論自1979年1月1日起實現(xiàn)黨的工作重點的轉(zhuǎn)移問題，同時，對“兩個凡是”問題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做出結(jié)論。鄧小平認為，“只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鄧小平的提議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數(shù)常委的贊同，華國鋒被迫接受，同意工作會議在進入原定議程之前，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工作重點的轉(zhuǎn)移問題。

　　在開幕式的講話中，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會議要先進行關于黨的工作重點轉(zhuǎn)移問題的討論，但只字不提在全國熱烈展開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也沒有表示“兩個凡是”應該否定。引起了到會代表的不滿。

　　開幕式之后，中央工作會議分為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等6個小組進行分組討論。11月12日，剛剛開始分組討論，在中國政壇沉默已久的陳云在東北組作出了第一次發(fā)言，便使整個大會為之震動！

　　陳云在東北組的發(fā)言中講道，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zhuǎn)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我完全同意中央這一意見。安定團結(jié)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干部和群眾對黨內(nèi)是否能夠安定團結(jié)，是有所顧慮的。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廣的問題，是需要中央考慮和做出決定的。

　　陳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翻過來，因為他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7年，深知這一案件內(nèi)情，認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他們不是叛徒”。接著，陳云對“文革”中的大案――陶鑄以及王鶴壽案件提出尖銳意見：“這些同志，現(xiàn)在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雖恢復了組織生活，但仍留著一個尾巴，例如說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我認為，專案組所管的屬于黨內(nèi)部分的問題應當移交給中央組織部，由中央組織部復查，做出實事求是的結(jié)論，這些結(jié)論都應該放到當時的歷史情況去考察。像現(xiàn)在這樣既有中央組織部又有專案組，這種不正常的狀態(tài)應該結(jié)束�！蓖瑫r，陳云為彭德懷冤案提出平反。隨后，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話題――“天安門事件”，認為“這是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弊詈�，陳云還提出“康生同志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shù)臅�議上對康生同志的錯誤給予應有的批評”。原因是，康生在三年前病死時，中共中央在訃告中給他戴了三頂榮耀的桂冠，即“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光榮的反修戰(zhàn)士”。

　　在1977年3月，陳云為了支持鄧小平復出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過一次書面發(fā)言，但是他的發(fā)言被打入“冷宮”沒有在大會簡報上登出。因為，這次會議開幕式上華國鋒提議“暢所欲言”，使得陳云的發(fā)言終于在大會簡報上登出，使全體出席者都很快地知道他在東北小組會上的“爆炸性發(fā)言”。

　　一石激起千層浪。陳云的“爆炸性發(fā)言”，話雖不多，卻扔出了5顆重磅炸彈，每一顆都精確地命中了目標。他的發(fā)言，使出席會議的代表們意識到，必須解決一系列大是大非的問題，必須解放思想、沖破“左”的禁錮。只有先解決這些問題之后，才能討論其他具體的工作問題。大家群起響應，會議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

　　華國鋒極想盡早讓大會按照他的3項議題的軌道“運行”，所以在陳云發(fā)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華國鋒要求會議轉(zhuǎn)入農(nóng)業(yè)問題的討論，并由紀登奎在大會上對兩個農(nóng)業(yè)文件進行了說明�？墒�，會議并沒有被華國鋒“納入”軌道，各組在討論時，紛紛對陳云的講話做出強烈反響，打亂了華國鋒的部署。東北組對陳云的講話普遍支持，這是因為在東北三省中黑龍江和遼寧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是沖在最前面的省份之一，而吉林則是鄧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談話的省份。

　　陳云再次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一呼百應，在會上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聲勢。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都堅決支持陳云的發(fā)言。這樣，華國鋒不得不表示接受黨內(nèi)壓倒多數(shù)的意見，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1月14日，經(jīng)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中共北京市委鄭重宣布：“1976年清明節(jié)，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因參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沒有一個人是反革命。對于因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根據(jù)與會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認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正式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銷。因所謂“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復名譽，受牽連和處分的人，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問題是一重大錯案，予以平反；彭德懷、陶鑄對黨和人民有重大貢獻，予以平反；為楊尚昆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康生、謝富治有很大民憤，對他們進行批判是合理的……

　　會議進行到11月下旬，華國鋒建議，從27日起會議轉(zhuǎn)入對1979年、1980年兩年國民經(jīng)濟計劃和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的討論。但是，盡管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基本解決了，可是黨在指導思想方面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充分的檢討，如何保證經(jīng)濟工作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與會同志還是耿耿于懷的。

　　根據(jù)會議的進展情況和歷史發(fā)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放手讓大家講話，真正讓大家暢所欲言。會議對主張“兩個凡是”的同志進行了嚴肅的批評，真理標準討論再掀高潮。大家一致認為工作重點轉(zhuǎn)移的條件已經(jīng)成熟，時機也適當，并對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進行了初步醞釀。本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中沒有人事問題一項，但在會議進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與會者的建議，討論了人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