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涌豪

　　我認為，今天市場經(jīng)濟與物質(zhì)主義環(huán)境，并不天然對文學的存在構(gòu)成負面的擠壓；科技進步與信息革命帶來的視像化時代與圖像霸權(quán)，乃或與之相伴隨的、如費瑟斯通所指出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也不一定就會造成媚俗文學的盛行，以及文學自主性與審美特性的迷失。

　　從審美創(chuàng)造到復制生產(chǎn)，從意識形態(tài)到話語狂歡，文學生產(chǎn)更多受市場的影響，乃或采用商業(yè)化的運作模式，種種存在方式的急劇轉(zhuǎn)換雖讓人眼花繚亂，但終究未能掩奪文學固有的特性。

　　作為人的自由生存方式，進言之，人的精神的審美的生存方式，它帶給受制于各種現(xiàn)實擠迫的人們以超脫物質(zhì)與環(huán)境依附的解放感，一種真正成為“自由主體”的欣快感，直到今天都未曾散去。也就是說，社會急速發(fā)展與人們注意力的轉(zhuǎn)移并未導致文學本身的激變，文學作用于人的方式?jīng)]有改變，人們需要文學的原因也沒有改變。相反，因為現(xiàn)實的強勢表現(xiàn)與理想的被迫隱退，還有人與人、人與環(huán)境的感性連帶日趨脆弱與不確定，人們對文學的需求許多時候反而在增加，渴望經(jīng)由文學讓自己經(jīng)歷一種精神生活的愿望反而日見強烈。

　　被需要當然是因為有價值。所以以我們的認知，說文學將會終結(jié)是偽命題。文學的天地廣大，可生長的空間至今未被窮盡。由對鄉(xiāng)村的反映，進入到對都市的描畫，文學已做到的要遠遠落后于它能做到和應做到的。更不要說它還遠未達到人的精神復雜性的任何一條邊界。

　　那么，在這個時代，人們還能為文學做些什么？我們的主張，其實無須刻意做什么，只要能讓文學回到它自身就已經(jīng)很好。如前所說，文學是人詩意而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人邁越種種現(xiàn)實擠迫、實現(xiàn)精神自由的審美活動。置身于這個急速變化的大時代，日日遭接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文學固然應該有所作為，應從歷史、民族與國家的宏大敘事，到家族、個體與性別的細膩表達，全方位地回應這個時代。同時結(jié)合各種物質(zhì)性與制度性因素之于文學的影響，準確認識自身的限度，并探索新的發(fā)展機遇。但要特別強調(diào)的是，所有這些認識與探索，都必須依從文學的固有特性，既不偏師直達，主題先行，也不應借口技術(shù)實驗，渾忘道義的擔當，這是我們所說的只要能回到文學自身就好的真實意思。如此，使宏大敘事避免流于僵硬空洞——倘一味追求事象呈現(xiàn)，取消多維反思，文學的深度感就會消失；使細膩的表達不致失去價值關(guān)懷——倘片面屈從龐雜互出的分解式力量，醉心于各種碎片化的經(jīng)驗與雞毛蒜皮的細節(jié)，文學的超越性就不可能存在，文學必能走上健康發(fā)展的坦道。

　　一部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有太多的事實證明，很多時候，好的文學恰恰受惠于作家有從具體生活中超拔出來的能力，尤其有擺落一方面有凡人的肉身，另一方面卻常懷神仙欲望的鄙俗氣的能力。

　　所以，對于文學，如果我們還可以做點什么，首先就應該努力扶植并培育這種能力。這樣說不是要否定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更不是鼓勵作家不問米價，不理朝市，不食人間煙火。而是說面對文學，他應該表現(xiàn)得足以與文學的高貴品格相匹配。如果一個作家一味投入生活，與世沉浮；所寫得的作品又一味以與生活逼真或平齊為滿足，而沒有高上的道德視鏡和獨立消解現(xiàn)實人生累累重負的擔當精神，不能超拔自己，中流砥柱，相反，身陷名韁利鎖，并與之載浮載沉；甚至向碼洋投誠，作精神撤防，不惜以與人比濫的方式，奪眼球，博出位，是斷無可能裸示生活的真相，搭準時代的脈息的。因為沒有精神的高度，即使再真實的生活也會被表現(xiàn)得空洞無比。文學的力量當然更無從談起。

　　從這個意義上說，為了文學的健康發(fā)展，要呼吁盡可能地讓它離物質(zhì)與市場遠一些，離鋒線上的時尚化欲望遠一些，須保持的是精神上的傲然獨立，以成就自己的價值。唯有這種獨立，才可能做到不迎合，不茍同，才可能審慎地批判，冷靜地解剖，并能讓人深思反省。

　　但遺憾的是，環(huán)顧當今文壇，有的作家視文學為名利場，總是擔心一段時間沒有作品就會被人忘記，然后兩年一部長篇，以致以市井故事勉強敷衍，而忘了從故事到文學之間必須經(jīng)過詩化的提煉與審美的轉(zhuǎn)換，更必須假理性的判斷以見出道義的力量；有的作家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抖抖機靈，寫一些供人娛情遣興的“輕文學”。更有甚者，以各種方式盜掘到底下，穿越到古代，量販不同套路的王子與公主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廉價故事。但這樣輕淺的文字能給人什么安慰？　它們是文學嗎？　顯然不是。

　　文學應該給人以真相，與人分擔艱難。只希望文學給人帶來輕松，與只希望生活給人帶來輕松一樣不靠譜�；蛞詾椋�這樣的文學會嚇退讀者，讓人倍感閱讀的困難。對此，法國當代著名作家、入圍龔古爾文學獎的夏爾·丹齊格有句話說得真好：我們一直以為文學閱讀是困難的，但我們也總說類似數(shù)學、物理和體育等科目很困難呀。既然所有有用的東西都不容易掌握，為什么不允許文學有它的困難之處呢？　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深刻的思想與復調(diào)的結(jié)構(gòu)誠然對不少讀他的人構(gòu)成障礙，但它同時卻是提供給人提升自己視界與境界的最佳范本。此所以，評論家伊戈爾·沃爾金會說“無法想象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紀”，“他不僅是作家，而且標志著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時代里，讀者通過他的作品得以更多地理解了自己�！�

　　結(jié)言之，在當今從物質(zhì)、資本到情感、語言都日漸呈現(xiàn)“冗余”的時代，文學能否具有這種精神氣度變得非常重要。文學應該能夠做到、而且也必須做到寧可傲世獨立，也不順世，更拒絕玩世。然后永遠不放棄自己所從來承擔的啟蒙功能。今天，許多作家與學者都喜歡說現(xiàn)代性，包括啟蒙現(xiàn)代性與審美現(xiàn)代性。前者帶來了經(jīng)濟和社會的迅速發(fā)展，后者則力圖保持人性的完整和精神的豐富。具有自主性的文學藝術(shù)，正是審美現(xiàn)代性實踐的主要形式，我們應努力使之名實相符。

　　當然，我們也樂意作家過得幸福，有現(xiàn)世中的自在，但希望那是世間難得的清歡，而非俗人羨慕追攀的庸福。畢竟人不僅生活在物質(zhì)世界中，還生活、甚至更生活在意義世界中。而偉大的文學雖常誕生于俗世，卻從不曾真正屬于俗世。作家略薩認為，“小說的真實性當然不必用現(xiàn)實來做標準”，“一切好小說都說真話，一切壞小說都說假話”。他的意思顯然是，能不能洞穿生活，由表及里，去偽存真，說出只有自己才說得出的話，是判斷什么是好的寫作與好的文學的標準。（汪涌豪）